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副标题即为“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他自己也说，这本书解决的是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据学的问题。尽管20世纪初以来不少学人曾对这个问题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毕竟从外部着眼多，从学术传统内部发掘原因的少之又少。余先生思考的出发点在于对中国史学传统的隐忧。序言中说，从20世纪初起，中国学人对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已崇拜至五体投地，与此相携而来的，便是把欧洲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对于清代学术史的传统诠释方式，正是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极端例证。有人将之比做“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这种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如何转变视角，用重新调整的观点再次打量中国文化传统，恐怕正是余先生在思考清代学术风气转变之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序言中提出本书的治学方法：强调儒学传承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这个提法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反对将清代考据之学与宋明理学作为完全对立的传统，而将两者的顺承关系看作同一学统内部的历史要求。二是反对仅仅从学术以外的因素探讨清代学术面貌呈现的原因。

根据西方哲学的标准，清代学术往往被排除出儒学发展正统道路之外，因而如何由宋明义理心性之学一变而至考据，成为令人费解之事。余先生认为这种转变正是儒学内部的诉求。从清代考据学所选择的经典文本与段落来看，很明显可以与宋明学者构成对话关系。因此这种治学手段的改变，仍然仅仅局限在儒学内部，“如丸之走盘”，但并未出盘。[1]

然而更深层的意义，是探求“知识”（学统）与“道德”（心性）之间的关系。“学”与“思”并悬不废虽然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但是经汉代一直到宋初，“思”都未曾超越“学”成为第一义的存在。然而心性之学对“学知”的抹煞，成为各种形式“反智识主义”的渊薮。尤其是在现代中国道德标准已经变相与政治结合的时代，“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等口号的潜在不容忽略，传统学术面临着实证科学的严峻挑战，重估清代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复兴的价值将会成为重要的启发。

清代儒学智识主义的兴起，余先生认为是儒家内在发展的诉求。之所以选择戴东原与章实斋作为叙述对象，一则是因为在当今学术界，公认他们两位为乾嘉学术之顶峰人物，一则是因为他们在儒学转向中的方向性意义。

关于清初至戴东原的学术轨迹。宋代张横渠、程伊川以来区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见闻”，而到了王阳明之“致良知”说更是排斥见闻之用。这种“尊德性”为第一义，“道问学”为第二义的关系，在明末清初的学坛已露转向的端倪。

戴东原的学术被认为直接与朱子构成对话关系。朱子实已有智识主义的倾向，这也是陆王学人攻讦的要点所在。东原继承朱子的思路，并进一步反对朱子反求诸本心之“性”“理”之说，将追求德性的过程比作肢体的从幼小蒙昧到长大，所需养分即学识。学问与德性一体，是儒家智识主义发展到极致成熟阶段的成果。清初学人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的看法，普遍有这种转变，比如王船山。对经典“博”与“约”的处理，也已与陆王大不相同。

第四章历数了章实斋史学观点建立的过程。1766年实斋与东原始晤，开始面临东原“考证之挑战”。至1773年两人再晤时，章实斋已经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回应东原的诘难。他的自信实建立在这样两个预设基础上：一是史学与经学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是从大义方面求解，未尝不能致“道”。实斋的史学，重点仍在“通义”即方法或义理之上，但是他充分认识到考证的必要和正确。他对于儒家智识主义是抱有一种积极态度的。在写作《文史通义》的同时他也着手进行整理文献的实际工作，这便是为毕沅编著的《史籍考》。

“六经皆史”与“朱陆异同”是实斋《文史通义》中的两个中心观点。关于前者，针对的是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传统以及东原“道在六经”的说法。实斋的“六经皆史”隐隐将“史”在体道中的地位凌驾于“经”之上，认为“道”是体现在历史流变的整个过程中的，这是他治学的基础与依据所在。对于朱陆异同，实斋说了两点：一是认为程朱、陆王之学正是浙西“博雅”与浙东“专家”的流派之别。这也隐含了体现戴东原与他自己分庭抗礼局面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尊陆王（东原是斥程朱而乘程朱）已从儒学“尊德性”的层面转入“道问学”的层面中讨论。二是认为朱陆之别时千古不可同又千古不可无德，因为学术的不同源于人的性情不同，“高明”与“沉潜”正是他区分“专家”与“博雅”的标准。

戴东原的学术思想从本质上来说可谓与章实斋殊途同归。在东原的学术体系中，义理无疑是高于考证的。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作为考证派的领袖，他无时不刻地承受着考证的压力。这种内心的冲突一直使他处于紧张状态。东原平生论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以义理为第一义之学，考证是为扶翼程朱之理。第二阶段以其入京与考证派学者交游为起始，批判宋儒义理，分学术为义理、考据、文章三源。另一方面，东原自己的义理之作也创造于此阶段。第三阶段为其归宿，认为义理为考证之源。其所谓义理已非程朱之学，而是自出机杼，成一家之言的儒术。

东原与实斋的论学有其相似之处，即将追求义理作为学术的最高目标。清代儒学的倾向与其说是汉学对宋学的反超，不如说是义理与考据之争，其本质在于儒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个传统的博弈。东原与实斋在清代学术中遭遇的尴尬来源于“道问学”传统本身的弊病，即“支离”。这与西方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经学类似。“智识主义”发展的极端必然流于“文献主义”。复古的潮流一是捐弃传注，回归原典精神，最终走向“反智识主义”；一是借助古训古注以明教旨。东原与实斋选择的是后一条路，但是他们所维持的平衡，终于又被新的文献主义所取代。

[1] 杜牧《注孙子序》当中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之于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余英时引用这个比喻，说：“我们不妨把盘看作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着传统虽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变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像丸之不能出盘一样。”